高宗朝出状元11名，已知年寿的9人：王十朋、王佐、刘章、汪应辰、张九成、张孝样、赵逵、黄公度、梁克家，平均57.78岁。

孝宗朝共9名，仅知卫泾、姚颖2人年寿，平均51岁。

光宗朝共2人，已知陈亮为52岁。

宁宗朝共10人，已知吴潜、邹应龙、郑性之3人年寿，平均75岁。

理宗朝13人，已知文天祥、方逢辰、吴叔告、徐元杰、姚勉、留梦炎6人年寿，平均61岁。

度宗朝3人：阮登炳、陈文龙、张镇孙，年寿全知，平均57．33岁。

整个南宋，已知年寿的21名状元，平均年龄为59．88岁。比北宋高出2．84岁。不过，上述南宋6朝，除高、度两朝外，其它各朝资料均嫌不足，也许离真实情形较远。然而，考虑南宋已知年寿的状元中，包括文天祥、陈文龙、张镇孙等，他们都死于国事，未尽天年，加之5个80岁以上的状元中便有3个出于南宋，而已知的10个年龄在40岁以下的状元除张孝祥、姚颖外，其余8个又都出在北宋，就状元的平均年龄而言，说南宋高于北宋，大概不至于背离事实。

两宋合起来，年龄在60及60岁以上的共34人，60岁以下的36人，大体持平。

透过以上资料，有如下两点思考。

其一，状元们的平均年寿与时代的关系：

就北宋而言，太祖朝，天下刚由纷乱走向统一，还并不很太平，且经济尚处于恢复期，状元们的平均年龄却最高，而仁宗朝正是北宋较繁荣稳定的时期，状元们的平均年龄反倒最低，这是很奇怪的现象。南北宋相比亦如此。南宋只有半壁江山，始终处于金人的压迫之下，且疆土一天比一天缩小，日子一直不太平，而状元们的平均年龄却高于北宋。也许天下太平了，耽于安乐之风便容易刮起来，且逐步影响及全社会，使国民普遍失去紧迫感、危机感，从而放松了生存竞争，其结果是国民生命力、免疫力下降，进而使平均寿命降低？联想历代封建王朝的那些太平时代的守成之君，他们从小锦衣玉食，养尊处优，而其寿命大多低于开国之君，上述推测当不至谬误。若果真如此，在亦为“太平盛世”的当今，我们的国民当从中悟出一些鉴戒。

其二，状元们的年寿与业绩关系：

寿命最短(即40岁以下)的10人中，除张孝祥力主恢复，成了著名的爱国词人而外，其他人都没有突出的作为。何栗官职虽高，位至宰辅，却在北宋末年国家危亡的情况下，畏敌如虎、措置无方，留下了不少笑柄。若不是最后死得还算壮烈，简直要落个千古骂名(见《宋史·何栗传》及《宋人轶事汇编》总第756页)。寿数最高(80岁及80岁以上)的5人中，郑性之官至参知政事，黄裳官至礼部尚书(《宋人传记资料索引》总第2866页)，刘章官至权礼部尚书(《宋史·刘章传》)。他们在当时的地位虽颇高，却都没有突出的业绩，对后世的影响不大。黄裳甚至在《宋史》中连传记都没有，其生平资料都难以搜集。阮登炳则生于末世，仅官秘书郎，更是无声无息(见《宋人传记资料索引》第1082页)。唯一被称为名状元的胡旦，他仅官至秘书监，却有多位执宰都是他的学生，因而影响稍大，不少宋人著作中有关于他的事迹的记载(见《宋人轶事汇编》总第166页)，《宋史》将他列入了《儒林传》。

宋代最有影响的状元是文天祥，他是被元蒙统治者杀害的，只活了47岁，属非正常死亡，是特殊情况。其它较有影响的状元多集中在60岁至69岁及70岁至79岁这两个年龄段中。如王十朋、王拱辰、王曾、王嗣宗、冯京、吕蒙正、安德裕、许将、李迪、沈晦、宋庠、杨砺、吴潜、张九成、张去华、张观、陈尧咨、邹应龙、郑獬、柴成务、章衡、梁克家等，占这两个年龄段29名状元的75．86％。这些人在当时的 舞台上都曾起过相当大的作用，如王曾、吕蒙正、李迪、宋庠、吴潜、王嗣宗、冯京、许将、张观、邹应龙、梁克家等11人都曾官至宰相、副宰相，而王曾、吕蒙正、李迪、吴潜等4人还曾独掌大权多年。这些人《宋史》都有较详的传记，还都被收入《中国人名大辞典》。

另外，这两个年龄段中，有南宋的王佐，官至户部尚书；卫泾，官至参知政事；方逢辰，官至侍郎。这三人在当时的地位都不低，且不事权贵，敢作敢为，对后世也有较大的影响，而《宋史》无传是不公平的。他们都被收入了《中国历史大辞典》，方逢辰还被收入《中国文学家大辞典》。留梦炎，也是历史名人，只是他晚节不终，屈身事敌，只能作反面教材。加上这4人，则共26人。可以说60岁至79岁的状元几乎都有较大的影响。那么，是否可以说，作为状元，要想有所作为，寿命太短固然不行，而寿命太长也不行？寿命太短，回旋余地小，除个别天才而外，多数人当然是做不出象样的业绩的；寿数太高者，也许是无所用心，或过于“保存实力”了？要有所作为，总要多经历一些困苦磨难，不可避免地会耗损掉一部分天年。

这给我们什么启发呢？要想干一番事业就不必过于顾惜身体，乃至生命。古今中外的寿星们，碌碌无为的无名之辈太多了。